2月23日，上海戶籍新政出臺，廣受關注。

    “新政”規(guī)定，“居住證轉戶籍”應當同時符合5個條件：持上海市居住證滿7年，參加上海市城鎮(zhèn)社會保險滿7年，持證期間依法在上海繳納所得稅，在上海被聘任為中級以上專業(yè)技術職務或具有技師以上職業(yè)資格且專業(yè)及工種對應，無違法犯罪及其他不良記錄者。政策試行期為3年。

    上海現有常住人口約1900萬，其中約600多萬人沒有上海戶籍。改革開放30年來，上海先后在1994年、2002年、2004年三次調整戶口遷移政策，這次“居住證轉戶籍”改革被稱為上海第四次戶籍制度改革。

    “盼了好多年盼來新政策，沒料到與期待差這么多。”田曉清今年34歲，已經在上海打拼10年，說起戶籍新政，他有些失望。

    實際上，像田曉清這樣失望的“滬漂”一族還有很多——目前持上海市居住證的有400萬人。據上海市人才服務中心咨詢窗口的工作人員介紹，戶籍新政剛剛公布時，一天有幾百人次前來咨詢，電話不斷。“由于細則和工作流程還沒有出臺，沒有具體信息，因此也談不上提供咨詢。”這位工作人員說。

    對戶籍新政的“朦朧解讀”在田曉清這樣的“滬漂”間流傳。海歸上海落戶

    田曉清2004年底申請獲得了上海市居住證，被卡在了7年這個門檻上。“現在看來，條件雖然不是很苛刻，但是真正能夠拿到戶口的人，恐怕只是少數。”居住證持有要滿7年，這一條件幾乎難住他們公司的所有“滬漂”一族。上海自2002年開始實行居住證制度，在他們這家外資公司，同事獲得居住證多在2004年到2005年。

    新政不是被迫“作秀”

    符合條件的人員以后會逐年增加

    據有關部門介紹，首批符合“累計7年”條件的人有3000名，同時符合其他條件人數將更少。這使戶籍新政一出臺就遭到質疑，有人認為，此舉是為了填補社保基金的缺口，或是迫于各種壓力不得已的“作秀”。

    “不能說是‘作秀’，說為了填補社保基金的缺口更是誤解。”王大犇說。作為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教授，王大犇曾在去年參與上海市委研究室關于“上海戶籍制度改革方案”課題研究。

    王大犇解釋，社會保險是權利和義務相結合的，這部分人參加了城鎮(zhèn)社會保險，解決戶口后，老了才能更好地在上海享受社保帶來的福利。留學生落戶政策“更何況戶籍新政每年也只能解決上萬人，而目前上海養(yǎng)老保險的缺口上百億，只能主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解決。”王大犇說。

    上海2002年有關居住證制度的文件承諾，持有居住證到一定時間、符合條件的可以轉本市戶籍。到2008年，第一批辦理居住證的已有6年，積累的期望開始轉化為各種壓力。比如，不少上海企業(yè)因不能解決進滬指標，影響了人才引進。王大犇說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2008年上海市著手研究居住證轉戶籍的政策。實際上，有關部門曾多次進行類似調研。

    根據上海市人才居住證辦理的情況，2002年辦理居住證的確實不多，所以今年能夠符合“累計7年”條件的人也不多，但以后會逐年增加。文件試行3年，未來戶籍制度只能越來越松。

　　新政只能“小步走”

    建議逐步建立戶籍轉換相應的評估體系

    “改革的逐步推進有利于社會穩(wěn)定。”王大犇說，我國有些地方的戶籍制度改革步子較大，后來由于大量農村人口的進入，公共設施和公共財政難以承受，又重新設置門檻。政策多變，給社會管理帶來不必要的麻煩。

    希望入滬的人很多，除了在上海就業(yè)和創(chuàng)業(yè)的這部分人，還有為數不少的外來媳婦、歷史上響應政府號召支內支邊人員及他們的子女。如果戶籍完全放開，上海需要解決低保、醫(yī)保和經濟適用房、廉租屋等相關問題，政府不得不考慮地方財政的承受能力。

    “這次只是在戶籍制度改革方面開了一個小口，而不是戶籍制度改革的全部。”王大犇說，居住證轉戶籍的標準還是比較嚴，未來標準可以適當降低，“畢竟上海戶籍人口已經進入到一個負增長的階段，適當放寬，不會對上海人口總量帶來巨大的壓力。”

    對通過戶籍新政“引才”的期望，復旦大學社會發(fā)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梁鴻認為，這也許只是政府“一廂情愿”，因為政策一旦公開，想成為上海人的群體并不是由政府定的。

    王大犇建議，應逐步建立相應的評估體系，為優(yōu)秀外來務工人員建立戶籍轉換的通道。居住證暫時不與戶口直接掛鉤，只作為其在滬居住的證明，為其就業(yè)、租賃房屋等提供方便。同時，應建立優(yōu)秀外來務工人員落戶的通道，凡提升為高級技工者，可建立專門的“人才居住證”轉戶籍通道。

　　必須降低戶口“含金量”

    配套措施不落實改革難有實際進展

    “戶籍制度改革最關鍵的問題，是要回歸到戶籍管理的本意。”梁鴻說，“理想的戶籍管理方式，應該是戶籍改革與福利保障徹底分離，戶籍沒有‘含金量’，轉不轉也就無所謂了。”

    梁鴻說，戶籍管理本來有兩個作用，一個是人口登記，二是人口管制，避免城市因人口承載壓力過大影響發(fā)展。然而，我國城鄉(xiāng)二元結構使得戶籍“含金量”非常高，戶籍轉化為城市福利制度安排的基礎和城市社會保障的前提條件。“所以，戶籍制度改革涉及就業(yè)、醫(yī)療、教育、福利等方面的利益調整和再分配，如果在相關配套措施沒有落實之前匆忙改革，‘戶改’就極有可能成為一紙有名無實的空文。”

    王大犇說，目前，我國的社會保險、社會福利、社會救助等均是由地方財政兜底解決，都是以戶籍為對象。落戶上海由于我國財政、醫(yī)療、教育等資源各地差別較大，放寬戶口進入，對于社會保障水平較高的地區(qū)，必然會有財政壓力。因此，改革方向是逐步減少附加在“戶籍”上的各種福利，至少不應增加新的以戶籍為前提的各種政策。

    “如果只是簡單地改變戶口性質本身，而不打破它所維持的就業(yè)、住房、教育、社會保障等‘福利待遇鏈’，戶籍改革就只能是形式意義大于實際意義。”王大犇說，切實解決因戶籍而產生的各種不公平問題，就要把隱藏在戶口之后的勞動、人事、教育、醫(yī)療與社會保障等諸多社會福利與戶口脫鉤，其核心是打破城鄉(xiāng)分割的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與服務體系。

    “今天迫于客觀現實不能開大口子，開小口子也可以。”梁鴻說，“有了通道，制度的改革就不可逆轉，就有望向理想的戶籍管理方式轉變，這也是上海戶籍新政引起多方普遍關注的更深層次原因。”